清明文明祭祀 一封发往天堂的家书

来源: | 2014-04-03 20:39:41

  导语:临近清明节,文明、低碳和环保的祭祀方式日渐为人们接受和推崇,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或写文章来祭奠亲人、抒发哀思。为了倡导这种文明祭祀的新风,小编特为网友推荐了一封发往天堂的家书。

  原标题:爷爷留下来的

  我的爷爷杨进田烈士,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192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军阀统治的睢杞农民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水东地区地下联络站站长,1942年被日寇杀害在济南。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我的爷爷和彭雪枫、鲁雨亭、苗铁峰、王建一、郭景尧等同志一起,被商丘市评为3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模人物。他的事迹被收录于《商丘革命老区英雄谱》、《中共睢县党史》、《黄淮评论》等书籍,他的遗像陈列于睢县革命博物馆。去年清明节前,睢县整修烈士陵园,县党史办和民政局的同志告诉我,我爷爷的墓穴里安放的是一面党旗、一张照片、一兜黄土,因为至今没能找到他的尸骨!

  那天,我站在爷爷的衣冠冢前,泪水滚滚而下。爷爷啊,你赤条条地来,轰轰烈烈地走,没有留下金钱,没有留下田产,甚至没有留下供后人祭奠的尸骨,可是你留下了信仰,留下了精神,留下了传奇人生,留下了让后人深感自豪的家训……

  听五姑奶奶杨美田(她是新四军老战士、离休干部)讲,1905年,我的爷爷生于睢县河集乡田胖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从小读书用功,聪明懂事,性格倔强,爱打抱不平。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是大宋杨家的后代,啥时候也不能当孬种!”五四运动后,爷爷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思想开放,倾向革命。他在结交了当时睢县农民运动领导人马集勋之后,决心投身革命运动。1927年,他联络一批进步青年,开展抵制官府苛捐杂税的斗争。有一天,收税的“班的”又来村里横征暴敛,逼交税款,捆绑吊打群众。盛怒之下,我爷爷带人打了“班的”。官府抓走我爷爷,强逼我家缴纳2000块大洋才放人。从此,我爷爷下定了反抗压迫、弃旧图新的决心。

  爸爸生前回忆说,1936年11月,我爷爷在开封见到吴芝圃,听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那天,我爷爷十分振奋,特意到照相馆照了相——这是他一生留下的唯一照片——以示找到了人生方向。1937年春节,爷爷在住室的门楣上贴了自撰的春联:上联是“打倒倭寇小日本”,下联是“收回我国租借地”,横批是“视死如归”。

  1939年,睢县党组织遭到日伪敌顽严重破坏,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我爷爷经地下党睢县工委书记任晓天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秋天的一天,爷爷给彭雪枫师长写了封信,说他想送自己的儿子杨振川以及杨振营、申允亭、马振藻、刘志远等十来个年轻人参加新四军。当时我爸爸才14岁,我奶奶说:“大夯(爸爸的乳名)还是个孩子,等两年再去吧!”爷爷大吼:“小日本儿打到咱家门口了,中国都快完了,现在不去,到50岁再去当亡国奴啊?我不叫他去,咋叫人家的孩子去?自古英雄出少年,中国靠的就是这些有血性的青年人!”临出发,爷爷对我爸爸说:“咱家没出过孬种,到战场上要给中国人争光,给彭师长争气!”

  1941年底的一天,爷爷给彭雪枫、张震等首长汇报完工作,把跟首长做保卫工作的我爸爸喊去,对彭师长说:“别看他个子高,今年才16岁,能否让他去学些理论?”彭师长当即跟参谋长张震商量,安排我爸爸去抗大四分校读书。当夜,爷爷详细问了我爸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我爸爸对我爷爷说,许多年长的同志动员他加入共产党,他正犹豫不决。爷爷说:“共产党是为贫苦人谋幸福的,我都加入好几年了,这事儿连你娘都不知道。以后你要多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争取早日入党!”临别,爷爷在我爸爸的学习本上写下了“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团结同志”12个字,落款是“父手书”。没想到,这次交谈竟成永诀;那12个字,竟成了爷爷留给我爸爸的“遗嘱”。

  爷爷不仅信仰坚定,而且是一个英勇无畏、足智多谋的传奇人物。

  1939年,爷爷入党之后担任水东地区地下联络站站长。联络站的主要任务,一是负责地方党组织与豫皖苏鲁冀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军区之间的联络工作;二是积极争取上层民主人士和土匪武装走抗日救国道路;三是组织进步青年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扩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爷爷和他的战友们在豫皖苏鲁冀军地之间建立了一条无形的秘密通道,多次受到彭雪枫、邓子恢、黄克诚、张震、吴芝圃、孔石泉等领导同志的表扬。

  193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爷爷带领石见芳、崔登砚等七八个人到宁陵县送党的文件。路过小郭庄时,发现附近日伪据点的一伙敌人正在抢掠群众财物,我爷爷故意提高嗓门大喊:“一班向左,二班向右,机枪架上!”他们长短枪一起开火,敌人摸不着头脑,丢下抢掠的牲口、财物逃窜了。

  1941年9月的一天,时任水东地委组织部长的张剑石与我爷爷一起去淮北汇报工作。他们分别化妆成私塾先生和农民,在通过敌人据点时,看到路边一个卖甘蔗的老太太,我爷爷麻利地把一把钱往老太太手里一塞,给老太太使了个眼色,顺手把她的甘蔗装到他们的手推车上。老太太立马会意,装得像一家人的样子,跟我爷爷他们一起顺利通过了盘查。汇报完工作回来时,他俩扮成鱼贩子,我爷爷把文件装在腐烂的鱼肚子里,盘查的敌人闻到阵阵鱼臭,捂着鼻子连连摆手撵他们赶快走,他们顺利通过了敌人哨卡。

  1941年6月,作为地下交通员,我爷爷第二次护送刘少奇(化名胡服)到新四军五旅视察工作。完成任务后,彭雪枫同志赠给他一支德国造驳壳枪,嘱咐他保护好自身安全。

  1942年4月4日深夜,我爷爷在出发去华北执行联络任务途中,被上百号日伪汉奸包围在村子里。他意识到内部出了叛徒,便匆匆烧完文件,夺门而出。在翻过几堵高墙之后,我的爷爷不幸落入日本鬼子的重围之中,随即被押往商丘宪兵队审讯。面对日寇和汉奸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我的爷爷大义凛然,以骂声回答敌人的审问。日寇一刀一刀割下我爷爷身上的肉喂狗。爷爷昏死过去,醒来之后依然怒骂不止。日寇见从我爷爷嘴里得不到半点秘密,就把他转押到济南军事法庭继续审讯。仍然是严刑拷打、狼狗撕咬,仍然是一无所获。最后,我爷爷被日寇残忍地杀害于济南西郊琵琶山下,时年37岁。

  爷爷视死如归的故事,是三爷杨启田告诉我的。三爷小我爷爷两岁,我爷爷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以伪保长的身份做掩护暗地里给我爷爷通风报信。我爷爷被捕后,三爷佯装疯癫才得以幸免于难。1978年春节,我去看望三爷。那时候,三爷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呼吸困难,说话更难。他强撑着病体,对我讲述了我爷爷牺牲时的情景:“1942年8月,我去商丘日本宪兵队最后一次见到你爷,他脸色蜡黄,头发很长,腿上的肉都叫日本狗撕吃了,还带着很重的脚镣手铐。一见面,你爷就说:‘三弟,家里的地不要再卖了,留着让你二嫂带着几个孩子过日子吧,你看我这布衫上系着红布条(共产党犯人),我只要不当孬种(叛徒),他们是不会放我的,花多少钱也没有用。捎信给大夯,一定要多杀日本鬼子,给我报仇!咱杨家子子孙孙决不能当孬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你爷的音信。我们一直认为你爷被日本人杀害在商丘了。1970年,沈阳电机厂来人核查一个赵工程师的情况,说那个赵工程师就是我当年看你爷时见过的那个翻译官。他交代说,你爷特别坚强。在商丘时,你爷已经走不成路了,济南那个军事法庭用刑更残酷,凡是被投进去的犯人,如果不招,日本人就挖眼、掏心。他说,你爷一定死得很惨……”

  三爷讲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拉着我的手,说:“你是咱这门人里第一个大学生,应是有出息的孩子。我把你爷的事说给你,一来是要你记住家仇国恨,好好为国家做事,让国家强大起来;二来是要你记住你爷常说的那句话:‘咱杨家子子孙孙,啥时候也不能当孬种!’咱们杨家人,啥时候都要像你爷那样,做有志气、有骨气的人!”

  那一刻,我明白了:我那尸骨无存的爷爷,留给这个世界、留给子孙后代的其实很多很多。他的故事、他的嘱托、他的“家训”都是传家宝,让我们世世代代享用不尽……(作者系中共三门峡市委书记、河南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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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书记杨树平深情追忆已故亲人的文章还有:《爸爸的未了情》《清明时节忆妈妈》《爷爷,您在哪里》。

  爸爸的未了情

  □杨树平

  今天是爸爸的忌日,2010年10月22日12时25分,爸爸竭尽全力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护士小郑和小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爷爷,您还没有举起拳头呢?”这就是一位饱经风霜的新四军老战士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爸爸杨振川,1925年12月27日出生于河南省睢县田胖村一个比较富有的农民家庭里。1939年秋,他不满14岁,就被爷爷杨进田(化名杨道蕴,地下党联络站站长)送到好友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身边做保卫工作。

  爸爸一生坎坷。他参加新四军后,革命家庭的背景公开了,爷爷的地下党也转到“地上”活动。家被日伪汉奸抄了,奶奶领着二叔、三叔、四叔、大姑、二姑逃难到百里外的太康县,隐藏在做国民党团长的二姑爷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爸爸生前经常给我们讲,奶奶是怎样带着几个叔叔姑姑几天几夜藏在高粱地的乱坟岗里,躲过日伪汉奸和国民党军队搜查,让我们牢记国破家亡的历史。

  1943年到1944年的两年间是爸爸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先是爷爷被日寇逮捕杀害,后是彭雪枫师长战死沙场。爸爸说,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洪泽湖)学习时,先后听到“你爹叫日本狗吃了”和“一〇一首长殉国”这两条噩耗的。当时,彭雪枫师长牺牲对外是绝对保密的,爸爸是彭师长的保卫班长出身,校领导这才单独告诉他这一消息。那些日子,他常常躲到厕所里偷偷大哭。两个人生支柱的倒下,爸爸的精神崩溃了。接踵而来的是高烧一个多月不退,组织上把妈妈从后勤部调来专门护理他。

  从那以后,爸爸成了个遇到什么事都能想得开的人。1949年解放后,爸爸被组织上分配到商丘县任司法科长,但同时安排该职务的还有一位叫周儒清的同志,爸爸主动找到县委书记,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想当科长,甘愿当科员。在地方工作,爸爸是干一行爱一行,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无论在商丘还是在睢县,不管是司法系统还是商业食品系统,凡是和他一起共事过的人都尊称他为“老杨大哥”。

  从1939年到1987年,爸爸在部队和地方为党和人民奋斗了整整48年,最后在睢县人民法院离职休养。那么个资历,那么样为人做事,那么低的待遇,当年我们弟兄三个有时也和妈妈一起议论爸爸这一生干得挺窝囊。

  但爸爸不以为然,常常给我们讲:“1942年9月,我不满18岁就入党并当了正连级的保卫班长,当时我们班的保卫员周得胜、童达仁都是长征时期的老同志。比起那么多牺牲的战友,我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官大官小算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关键是不能让大家伙儿背后捣你的脊梁骨!”

  爸爸对妈妈和我们弟兄三个爱得很深,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妈妈从来没拌过一句嘴,爸爸也从来没动过我们兄弟三个一指头。

  我的书柜里至今珍藏着1974年我上高中生病休学在家时,爸爸给我买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1977年我考上大学时,爸爸用将近十分之一的月工资给我买了本《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定价4.50元。

  2000年12月12日,妈妈病入膏肓,我们把她抬到病卧在床的爸爸面前,爸爸亲着妈妈的额头说:“你先走吧,我们都照顾好自己!”这就是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两个新四军老战士的最后诀别!妈妈走后的十年,爸爸没有下过床,无论我们怎么劝他,他也不肯离开那套嘈杂破旧的房子。现在我们回想起来才明白,爸爸不是留恋那房子,那是他在厮守他和妈妈共同生活的地方!

  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听爸爸讲打日本鬼子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次是部队活捉了一个日军飞行员,首长安排他亲自带队押送到军部,他们越过敌军封锁,历尽千难万险完成任务;一次是他陪彭雪枫师长和林颖同志亲自审问日本女间谍胡氏;还有一件是他一生中打过的一场经典战例,在龙岗小王集阻击战中,爸爸带着一个连,百十号人,从拂晓打到天黑,连续打退约一个团日伪敌军的21次冲锋,毙伤敌人300多名,缴获9头猪、100斤酒、100斤糖、3箱纸烟和500万元伪法币,而我军只有一名新战士郭洪藻同志受轻伤。

  爸爸对日本侵略者的恨并非囿于杀父之仇,亡国之恨。2010年8月29至31日,我作为唯一一名中国地方政府的市长,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先后到东京、长崎参加了“东北亚论坛”和第12届中日韩友好城市大会。

  9月5日,我回到国内的第一个星期天,看望病重的爸爸,向他汇报访问日本的情况,特别是讲到新四军老军长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会长表扬我关于中日韩应建立诚信,互相开放技术、开放市场的发言,爸爸很高兴,连声说:“和平好,友谊好。”谁知两天之后,老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右翼势力挑起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又使老人陷入了无尽的忧思之中,才有了老人那临终的呼喊。

  亲爱的爸爸:中国人民同日本右翼势力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还在继续,请您放心,您念兹在兹,经常告诫我们的“没有国哪有家!”将作为我们和子子孙孙的座右铭和传家宝世世代代永志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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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时节忆妈妈

  □杨树平

  自2000年12月25日,妈妈离开我们已经12年多了,妈妈为了养育我们艰辛备历的往事,件件桩桩时刻浮现在眼前。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我最想念妈妈的时候。

  妈妈去世后,“妈妈”一词成了我的忌语,听到、看到“妈妈”便浮想联翩。《世上只有妈妈好》《说句心里话》《小白杨》《烛光里的妈妈》是我最爱听最想唱,也是我最“怕”的好歌。“妈妈”的出现,不禁使我潸然泪下,哽咽难继。

  妈妈郭文英1919年出生在一个因姓立村的富裕家庭里。她的外公是我们县最早的同盟会员,舅舅是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睢杞农民暴动领袖,大哥做过冯玉祥的军需参谋,二哥做大生意,三哥是进步青年学生,投奔延安的路上被人活埋了。妈妈是这个大家族中唯一的“楼上的姑娘”。

  妈妈是个敢爱敢恨的人。1943年,受日伪顽夹击,是新四军四师处境最困难的日子。由于做我党地下联络站长的爷爷被日寇逮捕杀害,十四岁就被爷爷送到彭雪枫师长身边做警卫工作的爸爸,经受不了失去父亲的打击,精神失常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妈妈毅然决然在大舅等亲人的护送下辗转千里来到豫皖苏新四军四师根据地,和爸爸结婚并参了军。1944年,彭雪枫将军战死沙场,爸爸的精神支柱彻底倒下了,高烧月余持续不下,妈妈在后勤部安排下,几乎成了爸爸的专职护理员。直到晚年,妈妈还时常调侃爸爸,要不是爸爸拖累,她说不定还能当上个一官半职呢。

  妈妈是个懂得大爱的人。1958年,我们一家本来不该下放回农村,但爸爸精神病发作,固执己见,非要响应“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妈妈考虑到爸爸身体不好,好说歹劝把他留到县城工作,妈妈只身带着我们兄弟三个回老家务农了。晚年的爸爸说起这段往事,不无愧疚地说,要不是妈妈和他吵着架坚持让他留到县食品公司工作,他可能早就饿死了。

  妈妈是个很要强又特别能吃苦的人。她带着我们兄弟三个返乡务农,正赶上困难时期。爸爸有病,工资也不高,她不愿多花他的钱。就这样,一个大家闺秀出身的中年妇女,靠挣工分担起了养活三个男孩的重任。在我们兄弟的眼中,除了因病倒下,没有看见妈妈睡过觉。她干农活不让人,她在农闲时,蒸馒头卖钱养家。

  我终生难忘的是,1960年我两岁多,妈妈用卖馒头的钱给我做了身新里新表的连身“蛤蟆皮”棉衣。一天中午,妈妈去大食堂领饭了,由于饥饿,我偷偷尾随跟着去了,在过两个水连着的大坑塘中间的鱼脊背小路时,由于我迈不过间隔着垫的砖头,掉进了西水坑里。妈妈回来不见了我,满村里找。后来三爷发现西水坑里漂浮的东西像个小孩,喊来大哥跳水里抱出了我。就是这件“蛤蟆皮”,救了我的命。

  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有一年夏天,她和邻里们干完农活到河边洗脸,因坍塌掉进没人深的漩涡里,几个人抓住她的头发才没被激流冲走。出来后她还有说有笑,说在部队时见过的死人多了。

  妈妈去世前的两三年间,她的病已经很严重了,一次吃两三片的“果导”,她大把大把吃还治不了大便干结。为了不让我们耽误工作,她坚持不给我们说。直到2000年国庆节,妈妈对我说:“小光,我可能活不长了,梦里总见到你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妈妈才勉强答应外出治疗。妈妈患的是胰腺癌晚期,已经转移到了肝部等多个内脏器官。医生惊讶地说,这应该感觉是很疼痛的呀!但妈妈从未说过一句疼痛。直到妈妈闭上眼睛,给她准备止疼的“杜冷丁”一针也没有用。

  妈妈最疼爱我。我上高中那几年,大哥成家了,二哥参军了,妈妈把对孩子的爱都给了我。那些年我们家住村最东头,房子东山墙用白石灰泥的很醒目。每周六中午下课后,我们几个同学为了省钱,都是急匆匆赶到家里吃午饭,走到村东的惠济河桥头,一眼就望到了我们家的房子,看到了妈妈翘首瞭望我们的身影。我一到家,妈妈把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的鸡蛋和白面,要么是鲜鸡蛋拌韭菜包的饺子,要么是白面面条里面卧荷包蛋刚好从锅里盛出来让我吃,我往往是眼里偷偷噙着泪花吃下的。我也很心疼妈妈,那时学校每月给我们每个学生补助四斤白面,我也都是买成白面馍周六带回家和妈妈一起吃的。

  妈妈没读过书,但她深谙人世间的大小道理。“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知足者常乐,吃亏人常在”“没那金钢钻别揽那瓷器活”……很多很多充满哲理,充满做人做事道理的名言,都是妈妈——我第一个启蒙老师教诲的。

  对于妈妈,我终生遗憾的是,妈妈在重病缠身,同意去外地治疗的路上,对我说她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是什么样子。我只想着赶快把妈妈的病治好,再满足这位新四军老战士的心愿,没想到妈妈两个多月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只好在第二年出差去北京时,默默地把妈妈和爸爸的照片贴在胸前,在天安门广场,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让这两位相濡以沫一生的新四军老战士看看她们参与缔造的共和国旗帜是怎样迎风飘扬的!

  对于妈妈,我有个最解不开的谜。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天天想妈妈,但妈妈离开我们这4489个日日夜夜里,妈妈一次也没有进入过我的梦境。难道天堂世界里真的有妈妈的灵魂?难道妈妈还是怕影响我为人民好好工作?

  亲爱的妈妈:人若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儿子!

  爷爷,您在哪里

  □杨树平(河南三门峡)

  有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的爷爷属于后者。爷爷的事迹和遗像陈列于睢县革命博物馆内,供后人瞻仰学习……

  清明节快到了,去年回家乡给老人扫墓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去年清明节前,睢县烈士陵园整修,给各位革命烈士立了墓碑,并将烈士的遗骨安放在陵园。我来到爷爷杨进田的墓碑前,深深地鞠躬默哀……当县党史办和民政局的领导同志介绍说,爷爷的墓碑下安放的是四叔和大哥从老家爷爷和奶奶“合葬”的坟茔里掬来的一兜黄土时,像一股高压电流瞬间击穿了我心灵深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泪水像开了闸门的洪水……爷爷的尸骨在哪里?

  1988年3月11日(农历正月24日),奶奶杨许氏病逝了。她守寡46年,含辛茹苦地养育了爸爸和三个叔叔两个姑姑,还有我们这50多个孙辈、重孙辈的后代们。但是怎么安葬奶奶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按老家风俗,爷爷没有安葬,奶奶去世后是不能进祖坟的。族里老人商议后,决定给爷爷置买一口空棺材,陪奶奶下葬,并请示当时的睢县县委同意,在爷爷棺材里安放了他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上面覆盖了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在这个爷爷奶奶“合葬”的坟茔里,没有爷爷的一点儿尸骨……

  据家乡党史、史志记载:爷爷杨进田(化名杨道蕴),1905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九)生于睢县河集乡田胖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早期受其妹夫、睢县农民运动领导人马集勋影响,形成了反旧图新的思想。1927年,爷爷参加了反抗军阀统治、攻打县城的农民运动。起义失败后,他被反动军阀通缉。在躲避军阀和以后的国民党、日伪政权迫害期间,爷爷结识了彭雪枫、吴芝圃、蓝桥等我党在河南和豫东地区早期的领导人,接受了革命思想理论教育。

  1939年,睢县党组织遭到日伪敌顽的严重破坏,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经地下党睢县工委书记任晓天介绍,爷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水东地区地下联络站站长。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负责地方党组织与豫皖苏鲁冀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军区之间的联络工作;二是积极争取上层民主人士共同走抗日救国道路;三是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由于爷爷等同志的出色工作,在豫皖苏鲁冀军地之间建立了一条秘密通道,多次受到彭雪枫、邓子恢、黄克诚、张震、吴芝圃、孔石泉等领导同志的表扬。新四军《拂晓报》几次登载的“张杨二同志带来的消息”,就是爷爷和当时的水东地委组织部长张剑石到淮北苏皖军区汇报的水东地区对敌斗争情况。

  1941年6月,作为地下交通员,爷爷护送刘少奇(化名胡服)到新四军五旅视察工作,经涡阳、蒙城,安全到达新兴集后,彭雪枫同志特意赠送他一支德国造驳壳枪,嘱咐他经常穿梭在日伪敌顽之间,一定要保重生命安全。

  1942年清明节前后,日寇在豫东地区发动第二次大逮捕。4月4日深夜,爷爷从太康县胡寺开完会,在出发去华北执行联络任务途中,路过早已不住人的家中,刚看完携带的文件,就听见汽车声和叫喊声乱作一团,三四辆卡车,上百号日伪汉奸已经包围了村子。他匆匆烧完文件,夺门冲出被包围的院子,翻过几堵高墙后,不幸落入几个日本鬼子的手中,随即被押往商丘宪兵队审讯。面对日寇汉奸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爷爷凛然不惧。惨无人道的日寇一刀一刀割下他身上的肉喂狗,鲜血流淌遍地。昏死醒来之后,他仍是骂个不停……日寇看从他嘴里得不到半点秘密,又把他和同期被捕的睢县工委组织部长郭孝诚一起,转押到济南,由专门对付共产党抗日情报人员的军事法庭继续审讯。又是严刑拷打、放狼狗撕咬,敌人仍然一无所获。最后灭绝人性的日寇法西斯残暴地把他杀害在济南西郊琵琶山下的“万人坑”,时年37岁。

  爷爷机智勇敢的故事很多。1984年我到河南省委组织部工作后,几次到省直机关老红军院拜访了当年和爷爷一起工作过的革命老前辈张剑石同志。他给我讲述了新四军《拂晓报》几次登载“张杨二同志”的故事。他对爷爷的评价是机警麻利,智勇双全。“1941年9月,我担任水东地委组织部长,你爷爷是联络站长,我们一起去淮北汇报工作,分别化妆成私塾先生和农民。在通过敌人的据点时,盘查很严。看到路边一个卖甘蔗的老太太,你爷爷麻利地把一把钱往老太太手里一塞,给老太太使了个眼色,顺手把甘蔗装到我们的手推车上。那老太太很机智,像一家人似的,和我们一起顺利通过了盘查。汇报完工作回来时,我们俩又扮成鱼贩子,你爷爷把文件装在腐烂的鱼肚子里,敌人盘查时,闻到臭鱼腥味,捂着鼻子连连摆手,撵我们赶快走……”

  爷爷敢于伸张正义,忧国忧民,追求真理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养成的。五姑奶奶杨美田(新四军老战士、离休干部)给我们说,我们的祖上是因黄河泛滥从开封辗转迁徙到睢县田胖村的。爷爷从小读书用功,聪明懂事,性格倔强,爱打抱不平,常说我们是大宋杨家的后裔,啥时候也不能当孬种。五四运动后,爷爷看了一些进步书籍,结交了睢县农民运动领导人马集勋等,就联络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开展抵制官府苛捐杂税活动。

  爸爸生前曾回忆,1936年11月,爷爷在开封见到吴芝圃后,心情很开朗,特意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也是爷爷一生唯一留下的一张照片。两个月后的1937年春节,爷爷在他住室的门上贴了一副亲自撰写的春联:上联“打倒倭寇小日本”,下联“收回我国租借地”,横批“视死如归”。

  爸爸说还有两件事他记得最清楚,一次是1939年秋天,爷爷给彭雪枫师长写了封信,介绍他和杨振营、申允亭、马振藻、刘志远等十来个年轻人去豫皖苏参加新四军。当时爸爸才14岁,奶奶等家里人说:“大夯(爸爸的乳名)还是个孩子,等两年再去吧!”不料爷爷大声说:“日本人打到咱家门口了,中国都快完了,现在不去,到50岁再去当亡国奴吗?”临出发,爷爷又对爸爸说:“咱家没出过孬种,到战场上要给中国人争光,给彭师长争气!”

  还有一次,1941年底,爷爷给彭雪枫、张震等首长汇报完工作,把给首长做保卫工作的爸爸喊去,对彭师长说:“您别看他个子高,今年才16岁,能否让他去学些理论?”彭师长当即给参谋长张震建议安排爸爸去抗大四分校。当夜,爷爷又详细问了爸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爸爸对爷爷说,许多年长的同志动员他加入共产党,他正犹豫不决。爷爷说:“共产党是为贫苦人民谋幸福的,我都加入好几年了,这事儿连你娘都不知道。以后你要多学习,争取早日入党。”临别,爷爷在爸爸的学习本上写了“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团结同志”12个字,落款是“父手书”。谁知这竟是爷爷留给爸爸的最后遗言!

  爷爷生前最后的故事,是三爷杨启田告诉我的。三爷小我爷爷两岁,是个很精明的人,乡邻都称他“傻子”。我们小时候,伙伴们还管他喊“傻子伯、傻子爷”。爷爷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以做伪保长身份做掩护,给爷爷暗地通风报信。爷爷被捕后,他“真的”装疯卖傻,才幸免于难。1978年春节,我考上河南大学后去看他,三爷的身体很虚弱了,患的是肺气肿,一到冬天呼吸都困难,说话更难。他回忆说:“1942年8月,我去商丘日本宪兵队最后一次见到你爷。他脸色蜡黄,头发很长,腿上的肉都叫日本狗撕吃了,还戴着很重的脚镣手铐。一见面,你爷就告诉我说,家里的地不要再卖了,留着让你二嫂子带着几个孩子过日子吧。我只要不当孬种(叛徒),他们是不会放我的,花多少钱也没有用。捎信给大夯(爸爸的乳名)一定要多杀日本鬼子,给我报仇!咱杨家的子子孙孙决不能当孬种!从此你爷就没有音信了。原来我们一直认为你爷被日本人杀害在商丘了,1970年沈阳电机厂来人核查一个赵工程师的情况,说那个赵工程师就是我当年看你爷时见过的那个赵翻译官。他交代说,你爷在商丘时已经走不成路了,后来,日本人又把他拉到济南,那里有日本人专门审讯共产党人的军事法庭,用刑更残酷。如果不招,日本人就敢挖你的眼,挖你的心。他说你爷死得肯定很惨……”

  有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的爷爷属于后者。爷爷的事迹和遗像陈列于睢县革命博物馆内,供后人瞻仰学习。建国60周年前夕,爷爷和彭雪枫、鲁雨亭、苗铁峰、王建一、郭景尧等同志一起,被商丘市评为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的英雄事迹被收录在《商丘革命老区英雄谱》、《中共睢县党史》、《黄淮评论》等史志书籍中。

  爷爷,您没有死,您不会死。我们活着您就活着,您永远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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